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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越光:為什么需要在歷史與文化的大視野中展開慈善研究?

      2020-04-29 22:37  | 作者:陳越光    |   來源: 敦和基金會    | 點擊量:
      導讀

      導讀:本文是敦和基金會理事長陳越光先生為《華人慈善:歷史與文化》一書所作的序。在序中,陳越光先生重點思考了兩個問題,一是中華文化是否具有足以支撐慈善行為的精神?二是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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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讀:

        本文是敦和基金會理事長陳越光先生為《華人慈善:歷史與文化》一書所作的序。

        在序中,陳越光先生重點思考了兩個問題,一是中華文化是否具有足以支撐慈善行為的精神?二是現代公益與傳統慈善的分界點在哪里?

        在回顧中國慈善文化研究和溯源現代慈善的基礎上,陳越光先生指出,所謂傳統慈善和現代公益的區別,從環境看,有一個公共空間命題,而從主體看,則是一個現代性觀念命題;在今天,判斷傳統慈善與現代公益,需要注重的是獨立判斷、理性選擇、志愿貢獻、平等合作等現代精神是否始終貫穿于其中。他說:“首先是有了現代觀念的人,然后才有了現代的公益慈善。”

        回應到慈善領域的研究,陳越光先生強調,慈善研究應該超越公共管理的研究范式,在歷史文化的大視野中展開,應該在更廣闊的人文社科的研究范式中,通過擴展哲學、歷史、社會學、人類文化學等等方式來深入。在這方面,他認為,朱健剛、武洹宇主編的《華人慈善:歷史與文化》做了一個很好的嘗試。

        *本文經陳越光先生授權發布;發布時,做了排版及個別字句捋順的處理,如與正式出版之《華人慈善:歷史與文化》書中序文有出入,請以書中序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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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歷史與文化的大視野中展開慈善研究

      ——《華人慈善:歷史與文化》序

        我國的慈善事業,就發展規模來說,目前處于歷史最好時期。但我一直說它同時存在著“梯級滯后”的現象,即:從社會總體看,我國慈善事業滯后于社會發展需求;從慈善行業看,慈善文化滯后于慈善組織的發展;從慈善文化看,慈善研究、慈善教育滯后于慈善傳播;而在慈善研究領域,其深層次的理論研究,滯后于對慈善方法、手段的研究。

        為什么在慈善研究領域理論與歷史的研究會滯后于組織行為、項目手段的方法研究呢?從需求層面說,我們的公益組織絕大部分是改革開放后新建的社會組織,無論是面對社會問題還是自身生存問題,從解決問題的方法入手都最為迫切;從研究層面說,也許和我們的慈善研究往往局限在公共管理領域有關。僅在管理學的框架中研究慈善,一方面,失去哲學的視角,我們就不能真正理解慈善行為,過去的故事不能在今天的人心中復活;另一方面,離開了歷史學、社會學的支撐,我們的慈善研究就割裂了歷史和歷史場景中慈善與政治、經濟、科學、文化等的全面互動。

        所以,我們需要在歷史與文化的大視野中展開慈善研究。朱健剛、武洹宇主編的《華人慈善:歷史與文化》是在這個方向的一個很好的嘗試。讀這本書,我們可以在兩個點上多做思考:一是中華文化是否具有足以支撐慈善行為的精神?二是現代公益與傳統慈善的分界點在哪里?

        01

        中華文化是否具有足以支撐慈善行為的內在精神?

        中華文化是否具有足以支撐慈善行為的內在精神?這本來不應該是一個問題。在歷史實踐中,中國古人家族一體鄰里互助的宗族慈善、賜粥賑災救苦救難的廟宇宗教慈善,源遠流長巍巍壯觀。在理論上講,實現了軸心期超越突破的文明,就已如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所說,“將個人意識與他人意識聯系起來,在同其他每一個人的基礎的交流中,去思考歷史的統一性”。在這樣的文明中,終極關懷里必然已包含了對個體行為正當性的要求、對永恒追求中利他性人性升華的引導。稱為“外向超越”模式的希伯來拯救型宗教文明、古希臘認知哲學文明是這樣,稱為“內向超越”模式的古印度解脫型宗教文明、以道德為終極關懷的古代中華文明,同樣是這樣。

        那么,為什么會有這個問題呢?主要是因為十九世紀中葉后西方來華的傳教士帶來了對慈善的新觀點:慈善不僅是做好事幫助人,而且必須是幫助陌生人。而傳統的華人宗族慈善被認為是血緣關系者之間互助,恰恰是不符合慈善精神的。大名鼎鼎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因直接向美國總統提議和推動美國政府以庚子賠款的半數作為資助中國留美學生的專款而史冊留名。他在中國傳教、賑災、辦學二十多年,卻認為慈善“這種精神是中國人完全缺乏的。”

        最早從理論上回應了此種質疑和指謫的,是一百年前我國留學生在西方的第一篇社會學博士論文,即朱友漁1912年提交給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國慈善事業的精神 ——一項關于互助的研究》(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anthropy:A study in Mutual Aid)。朱友漁的論文闡述了中國慈善的思想和實踐:從中國經典文獻中引出慈善精神支撐的思想資源;以社會形態、求助需求、施善主體和方式,闡述慈善實踐;最后以對辛亥后新國家新人民的期許,展望慈善的新社會藍圖。

        可以說,朱友漁是我國慈善文化研究的先驅者,雖然這篇英文論文在后來的中國慈善界的影響并不太大。一百年后,正是朱健剛的團隊翻譯出版了 《中國慈善事業的精神》一書,使更多的慈善事業從業者和研究者得望先賢。

        本書以“朱友漁命題”開章,不僅思想上承接《中國慈善事業的精神》,謀篇布局上也頗受影響。這正好使讀者可以在這本并非以哲學思考見長的書中,時時從慈善形態和個案介紹讀到作者對于行為背后思想支撐的點睛之筆。我相信,通過《華人慈善:歷史與文化》,我們可以更好地體會朱友漁先生的兩句論斷:“中國慈善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產物”,“中國式慈善是中國民族文明的精神的表現”。

        朱友漁在二十世紀初,已經敏銳地注意到國家政治變革、社會變革對慈善事業的影響和促進,認為“民主基礎是中國慈善的顯著特征”,從社會學的角度觸及到了公益慈善的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共空間命題。

        02

        現代公益與傳統慈善的分界點在哪里?

        傳統慈善行為和現代公益行為都具有非營利性,在發生論上都有利他(至少是超越個人物質利益)的動機。但如果我們只是從“公共利益”的維度來理解,并不能真正把握現代公益的特征。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里收的“公益”條即是阿拉伯文的istislah。這是由伊本·罕百勒(Ibn Hanbal,780~855)創建的伊斯蘭教輔助法律原則,指無法在經訓明文中找到答案時,判決按照維護公共利益和福利的原則,“認為適當”的順序是首先考慮何者對整個社會最有利,其次考慮何者對地方社團有利,最后研究何者對個人有利。而且,伊斯蘭教國家還有“宗教公產”(Waqf)的制度,寺院土地,包括國家或穆斯林捐獻給清真寺的土地和其他資財,像學校、醫院、養老院等等都屬于宗教公產。它不得轉讓、抵押和買賣,不征收任何賦稅,投“Waqf”者,一經投入不得反悔和收回,逝世后家人不得繼承或轉讓。“Waqf”制度對阿拉伯世界的科技文化事業發展影響尤其重大,科學史上著名的十三、十四世紀馬拉噶天文臺和“馬拉噶學派”就是受惠于Waqf的。但是,在政教合一的體制背景下,何為慈善公益事業的文化資源,何為執政者的社會政策安排,是需要厘清的。離開民間屬性,就很難簡單歸入我們所說的慈善或公益行業范疇了。

        《華人慈善:歷史與文化》把“志愿性、平等性、公共性、理性和合作性”為特征的公民慈善或曰公民公益在中國的實踐溯源至清末民初,并揭示其與新型國家觀念公民認同行動互相塑造的特點。這就很好地點出了傳統慈善和現代公益的區別正在于現代性觀念的產生。

        我們知道,英文語境中“慈善”一詞,原是宗教義務的“愛上帝”意義引出的charity,17世紀才出現強調“愛人類”意義的philanthropy。17世紀,在政治史的視野里,那是從英國“光榮革命”的制高點上觀望的“1688年的世界”;在科學史的視野里,那是培根、梅森、笛卡爾、伽利略、費馬以至波義爾們的進軍,最后是被愛因斯坦稱為“大自然的神奇之子”的牛頓以一部三卷本《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讓后人用“牛頓革命”來稱呼之的偉大現代科學革命;而在社會學的視野里,那是啟蒙運動、社會契約論思潮蓬勃興起的時代。

        在所有這一切的背后,在思想史的視野里,是11世紀末至13世紀的教皇革命、14世紀的唯名論之爭、16世紀的宗教改革這樣一條“現代性的神學起源”之路,最終形成的是工具理性、個人權利和立足于個人的民族認同這現代性三大觀念 (金觀濤 2007)。現代科學的興起,現代社會的建立,是和現代性觀念的確立同步的,現代慈善的出現也必然如此。

        首先是有了現代觀念的人,然后才有了現代的公益慈善。Philanthropy一詞的首用出現在培根的58篇《隨筆》(拉丁文版書名《道德與政治論說集》)中。培根是現代科學運動最早的旗手,他從人格獨立擁有個人權利的現代性觀念出發,賦予了慈善一詞新意。也正是在現代性觀念下,康德才可以在《道德的形而上學的基礎》里排除行善動機中為利益、為榮譽、為同情等一切“有等價物的東西”,聽憑于一個理性的誡命,具有唯一的尊嚴。為什么只有有了現代性才能這樣要求呢?因為“一個理性存在者的意志惟有在自由的理念下才是一個自身的意志”。

        因此,所謂傳統慈善和現代公益的區別,從環境看,有一個公共空間命題;從主體看,是一個現代性觀念命題,而并不是要在今天去人為區分如何做叫“慈善”,如何做稱“公益”。我們需要注重的是這種獨立判斷、理性選擇、志愿貢獻、平等合作的現代精神是否始終貫穿于我們的公益慈善行動中。

        慈善研究應該超越公共管理的研究范式,在歷史文化的大視野中展開,應該在更廣闊的人文社科的研究范式中,通過擴展哲學、歷史、社會學、人類文化學等等方式來深入。朱健剛、武洹宇等的《華人慈善:歷史與文化》是一個很好的嘗試,成書后朱健剛命我作序,是為序,以從命并就教于讀者。

        2020年4月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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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預告

        在過去的二十年,人們將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以公民身份為基礎的現代公益慈善、非營利管理和社會政策,以至對那些始終延續和再造的慈善傳統幾乎熟視無睹。看起來不斷創新的現代公益慈善事業也難免讓人們在某些時刻感到疲憊,浮起無根的焦慮。這就驅使著生活在這個文明古國的實踐者們再度回到歷史與文化的脈絡中去,重新尋找那些可能常存的力量。

        由敦和基金會資助、朱健剛教授、武洹宇博士以及多位學者研究撰寫的《華人慈善:歷史與文化》,力圖從文化類型的視角來看待華人慈善,盡可能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呈現一個對華人慈善文化的整體掃描與概括,為當代公益慈善事業勾勒立足本土的縱深視野。

        撰寫團隊由人類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等學科背景的中青年學者組成,其中絕大部分章節脫胎于作者們的博士論文和長達數十年的研究積累。整個寫作過程長達兩年,期間走訪廣州、汕頭、佛山、中山、保山、南京、昆明等地,查閱各地圖書館、博物館與檔案館史料和實物,根據不斷發現的新史料和持續產生的新觀念反復修改。作為教學讀物,我們期待本書能豐富廣大公益慈善從業者及高校相關專業學生對華人慈善文化的理解與認知。

        為了促進該書作者與其他感興趣的學者、學生和業內同仁針對該書及慈善文化研究議題的相關交流和討論,敦和基金會與廣州公益慈善書院擬于2020年4月30日14:30-17:00,通過線上形式組織“華人慈善:歷史與文化”敦和雅集第31期。



      【責任編輯:許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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